千年商脉，海波叠印。
从唐宋市舶司的熙攘，到广交会时代的“中国第一展”，广东的外贸史诗从未间断。10月15日，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广东省博物馆承办的“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大展在广东省博物馆隆重启幕。
本次展览以“市舶利邦”“商舶云集”“中西交汇”和“潮涌新章”四大篇章，讲述了自唐朝以来广东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变迁，完整呈现广东外贸从制度萌芽到全球枢纽的演进历程。这场为期一年的文化盛筵，不仅汇聚了广东省博物馆及全国文博机构超200件（套）国之珍品，更系统地梳理了广东千年外贸的发展轨迹，以深厚的历史智慧，照见新时代对外开放的广阔前程。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院长、南方海洋实验室海洋考古团队原首席科学家詹长法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独家采访时指出，历史上广东发展海洋贸易既有运输也有制造基础优势，“一方面，海岸线狭长、临海港口比较多，再加上南海水位深、全年没有结冰期，其通航条件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而另一方面，詹长法认为唐宋时期的潮州窑和佛山窑等窑口，以及明清时期的广绣和广彩则为外贸的兴盛提供了丰富的商品资源，“可以说，广东自古以来就具备‘产运销’三合一的外贸优势，今天外贸第一大省的地位是千年积累形成的。”截至2024年，广东外贸进出口总量首次突破9万亿元，连续39年位居全国第一。
同日，第138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幕。截至目前，本届广交会已吸引来自218个国家和地区超24万名采购商，预登记增长10%。广交会展馆内的人潮涌动与博物馆中的历史物证相互交织，彰显出广东这座全国外贸第一大省的开放底气。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张永军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如今的广交会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搭平台，通过信息沟通促成更多的国际经贸合作。“广交会上的合作成于广东但不止于广东，其交易的执行范围能够覆盖全国乃至全球，这也是新时代广东在全球贸易网络中位置的突出体现”。
图片来源：梁信 摄
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广东定位”
“广东一直处于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千年来形成的港口通商条件和对外贸易的逐步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也让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了全球贸易的中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张永军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新中国成立后，广东凭借地缘优势与侨资基础，继续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扮演关键角色。在展览“潮涌新章”中，观众可以通过广交会的历史脉络与自贸试验区的创新实践，看到广东外贸从“破冰”到“引领”的飞跃。
“从第一届至今，广交会出口成交额翻了200多倍。”广东省博物馆教育中心副主任王亚楠用一句话总结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广交会的辉煌答卷。
诞生于1957年的广交会，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至今已连续举办138届，从未中断。商务部研究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研究员白明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对外交往的渠道还不是特别多，因此每年两届的广交会订单在全年的出口订单中占据很大的比例。”从创办初期以出口中小商品、粮油土畜产品为主逐步向机电产品、高新科技产品为主转变，广交会的展品变迁也折射出中国产业升级与外贸转型的轨迹。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通过电子商务等方式，拥有更加多元的外贸渠道，当前广交会的成交额占全国外贸总额的比重有所下降。但白明认为，“这并不代表广交会不再重要，而是现在的广交会也发展成为了很多产品首展和首秀的平台，并且形成了集中成交的效应，更有利于节省客商的搜寻成本并提高交易效率。”
张永军表示，如今的广交会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搭平台，通过信息沟通促成更多的国际经贸合作。“广交会上的合作成于广东但不止于广东，其交易的执行范围能够覆盖全国乃至全球，这也是新时代广东在全球贸易网络中位置的突出体现”。
进入新时代，依托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琴三大片区建设自贸试验区，广东不断探索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新路径。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产业链协同，进一步强化了广东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枢纽功能，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写下生动的“广东篇章”。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法学博士骆红旭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在当前世界局势多变、全球经济面临逆流的背景下，本次大展的意义已经远不止是文物陈列。他认为，一方面，展览有助于打造“广东外贸”的大IP；另一方面，这场展览也为当前建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知识体系提供了经验，让外界读懂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底气和智慧。
溯源千年开放基因
回溯千年，广东始终逐海而生、向海而兴。从唐代市舶司初立、贸易法令渐趋完备，到明清朝贡体制下“一口通商”的独特地位；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广交会到新时代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的探索……每一次转身都踩准国家发展的节拍，每一次扬帆都映照着世界格局的变迁。
展览入口处的第一件展品，是发现于南越国宫署遗址唐代地层的牙雕人物半身像。这件牙雕所刻画的人物高鼻、深目、卷发，具有阿拉伯人的面貌特征。而且器座为椭圆形，并非中国传统印章常见的方形或长方形，因此专家推测它可能是阿拉伯商人私章的毛坯件。广州在唐代已经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设有专门的外国人居住区“蕃坊”。这枚印章的出土，为唐代广州活跃的外商活动提供了实物证据。
见证着南宋古沉船“南海一号”打捞出水到开展大规模文物保护研究的詹长法提出，南宋时期最重要窑口生产的瓷器都能在“南海一号”上发现，让“中国瓷器远销西方”这个历史文献上的判断真正得到了印证，“其发现地点证明了广东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同时也说明自南宋以来中国就是世界手工业的中心之一。”詹长法说。
透过展柜内一本本珍贵的古籍文献，人们不难找寻到广东外贸制度演变的“线索”：唐代设立市舶使，主要驻于广州，初期负责朝廷采办事务，后其职责不断扩展，由临时差遣发展为常设机构；至宋代，国家根据广州经验颁行了首部市舶管理法规；元代又对其加以修订完善，形成较为完备的法典体系。这段从地方经验走向国家法制的演进历程也表明，规则的确立不仅是保障贸易秩序的前提，更是推动繁荣、增强国力的重要路径。
明朝设立三大市舶司，广州正是其中之一。据明嘉靖《广东通志》记载，当时广东管控的外贸国家最多，接待贡使也最集中。王亚楠指出，由于此后来华使团络绎不绝，地方财政又几乎承担了所有接待开支。因此，广东率先对此进行改革，推行一系列海上贸易新政策“广中事例”，例如：税收上复用宋元时期的抽分制，万历年间又改丈抽方式，既拓展中外交往范围，又显著增加外贸收入。这些举措，展现了广东在应对现实问题与拓展海外交往中探索弹性空间的智慧。
到了17世纪，粤海关与十三行相结合的管理制度以及“一口通商”政策，进一步让广东商人与外商建立起长期密切的合作联系。广东通过输出茶、瓷器等大宗商品获得巨额税收，支撑国家财政，强化了外贸支柱地位。彼时由于欧洲“中国热”风潮涌动，广东制作的外销品也成为了两地文明互鉴的见证。例如，本次展出的清乾隆款画珐琅八棱开光山水花鸟图提梁壶，由清宫造办处珐琅作精心打造，造型风格和结构设计都同欧洲本土制造的同类器物以及广东制造的外销产品展现出极高的相似性，表明了对外贸易网络也可以反哺国内高端工艺品的设计。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长期以来广东通过器物贸易，成为东西方文明对话的窗口，增进了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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